是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吗？在非常时期与7位不同时代的女性艺术家同行｜“致敬勇气”回顾篇

在疫情影响下的特殊时期，《艺术新闻／中文版》自3月8日开启“致敬勇气”线上系列专题。在这个女性的节日当天，汇聚了26位中国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女性先锋发起了#给疫情一线女性医护留言#，也在社交媒体上成为传播踊跃的话题。 

随后两个月的每周日，“致敬勇气”每期推荐一位颠覆偏见、充满革新创新的女性艺术家，她们是意大利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阿尔泰米希娅、法国超现实摄影艺术家朵拉·玛尔、墨西哥传奇性的艺术家弗里达·卡洛、展现女性独特生命能量的路易斯·布尔乔亚、活跃在欧美的当代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重写美国黑人历史时刻的卡拉·沃克、在自然中焕发创造力的薇薇安·苏特。 

回看艺术史，“为什么从来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这个艺术史学家琳达·诺柯林斯（Linda Nochlins）在1971年就展开的问题和对此进行的制度和社会学分析，在近年对艺术史的重新梳理中，也许能得到新的回应。 

同时，我们也以这个系列的书写，也向所有面对限制、困难与偏见，仍坚持超越局限、勇敢前行，大胆创新，追寻梦想的女性致敬。 

以下是 “致敬勇气”专题的完整的回顾，希望这样的精神能超越年龄、职业和国家的分界，激励并得到更多女性的共鸣。

重新发现艺术史上“伟大的特例”

阿尔泰米希娅，女性灵魂中的凯撒精神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亚历山大的加大肋纳自画像》，1615-1617年，图片来源：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17世纪以男性为主导的艺术家群体中，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被誉为“伟大的特例”。一方面，她自幼就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才能，另一方面，当她遭遇家庭教师塔西强奸，并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裁决和酷刑时，她对于真相的坚持、对受害者羞辱的拒绝以及反抗父权的呼喊一直影响至今。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1612-1612年，图片来源：Italian Sons and Daughters

阿尔泰米西娅通过《朱迪斯斩杀赫罗弗尼斯》等描绘了暴力、血腥场景的画作呈现出一个孔武有力的女性复仇者的形象，展现了蕴藏于一位女性心中的“凯撒精神”，而她在其他画作中流露出的细腻情感同时打破了世人对于“勇敢女性”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如今，当女性主义在“MeToo”等社会运动中再度觉醒，阿尔泰米西娅曾经的勇敢反抗成为了21世纪的指引。

摘下“哭泣女人”的面具，朵拉·玛尔

如何开拓了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边界？

1948年欧文·佩恩（Irving Penn）镜头中的朵拉·玛尔，图片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朵拉·玛尔（Dora Maar）曾经因为与毕加索的亲密关系而总是被冠以“毕加索的爱人/缪斯”或是“哭泣的女人”的标签。然而被这些刻板印象掩盖的却是一位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家。1920年代，朵拉·玛尔就成为当时学校中鲜有的女生，在巴黎多所院校学习艺术课程。

朵拉·玛尔，《无题（手贝壳）》，1934年， gelatin silver print on paper. © CENTRE POMPIDOU, MNAM-CCI, DIST. RMN-GRAND PALAIS / IMAGE CENTRE POMPIDOU, MNAM-CCI. © ADAGP, PARIS AND DACS, LONDON 2019

自1930年代开始，朵拉·玛尔先后在广告、街头摄影和后期的蒙太奇摄影中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受到“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影响，朵拉·玛尔逐渐凭借她在创作中坚持自己创造的形象，树立的自己标志性的符号，也成为了当时唯一一位参加了全部6次超现实主义展览的艺术家。她的丰富的想象力、幽默感和创造力甚至与毕加索之间产生了双向影响。一生从未停止探索与创新的朵拉·玛尔最终凭借她在超现实主义中大胆的实验，在这一时期的艺术运动中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最终摘掉与毕加索捆绑的标签，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

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

还原真实的弗里达·卡洛

弗里达肖像, 1939年，摄影：Nickolas Muray © Nickolas Muray Photo Archives

无论是因为画中“离奇”的场景而被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还是因为与迭戈·里维拉的婚姻而被当作“伟大壁画画家的妻子”，亦或是席卷大众文化的“弗里达浪潮”都无法精准地描述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复杂的一生。对于自幼就饱受身体病痛的弗里达·卡洛来说，身体的病痛是她创作的根源，艺术成为记录痛苦的现实。但无论是身体的疼痛，还是婚姻中经受的伤害，弗里达·卡洛从不避讳地用艺术记录和表现自己所经受的真实煎熬，并因此断然拒绝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标签。

弗里达，《亨利福特医院》，1932年

而和迭戈·里维拉的艺术成就相比，弗里达·卡洛深知自己是更好的“大艺术家”，并且在艺术事业的道路上毫不掩饰地展露自己的自豪和信心。弗里达·卡洛用她短暂却复杂的一生诠释了“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意义。

在行为艺术里，一切都是真的：

以身体跨越恐惧的阿布拉莫维奇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持蜡烛的艺术家肖像》，2013年

素有“行为艺术之祖母”之称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成长于南斯拉夫军事化管理家庭，自小就深知“恐惧”的含义。青年时代起，她就开始通过当时罕见的行为艺术创作，以超前的姿态挑战身体极限，释放内心恐惧。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节奏0》，1975年

她的行为艺术中时常因为包含裸体、自我伤害、血腥暴力等“惊世骇俗”的元素而遭到负面甚至极端评价。但面对舆论的攻击，阿布拉莫维奇却将决策权交予观众，任由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裁决，甚至不惜危及生命。她与乌雷长达12年的合作创作了一系列行为艺术的经典作品，而回归独自创作之后的她近年来频繁将“死亡”的议题纳入创作，毫不畏惧。“在行为艺术里，一切都是真的”，阿布拉莫维奇活跃50载的行为艺术创作始终遵循这一信条，并仍然不断创造新的奇迹。

暴力的？肮脏的？颠覆的！

卡拉·沃克如何重新刻画美国历史上的“黑人时刻” 

卡拉·沃克，图片来源：Kara Walker studio

凭借全景式人物剪影和近年来大型装置艺术而为人熟知的美国非裔艺术家卡拉·沃克（Kara Walker）在作品中以直白的方式展现美国南方种植园的非裔族群在18世纪至19世纪遭遇的暴力和侵犯，刻意通过展示令人不适或是突兀的视觉提醒观众历史真相的残酷。

卡拉·沃克，《糖人，或是奇妙的糖宝贝》，2014年，图片来源：Vulture

面对社会对于非裔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卡拉·沃克在她的作品中以刻板印象回击刻板印象，甚至因为作品内容过于直接地描绘了非裔族群遭受的屈辱而受到其他非裔美国艺术家的反对和抗议。但是面对一切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卡拉·沃克始终坚持这样的创作。她拒绝在作品中展现“被美化”的美国历史，力求将真实的历史面貌呈现在21世纪的观众面前。卡拉·沃克用她的艺术提醒着观众不要忘记或是忽视那些被视而不见的社会问题。

路易斯·布尔乔亚：以艺术作为心理

创伤的解药，蜘蛛是她对母亲的颂歌

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图片来源：泰特美术馆

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的出生令曾经期待一个儿子的父亲大失所望。作为结果，布尔乔亚的一生都被父亲性别偏见的阴霾笼罩。人生不同时期目睹或是经历的背叛与抛弃/被抛弃的遭遇令布尔乔亚长期处于愤怒、害怕、焦虑之中，并试图通过长达30年的心理治疗寻求解脱。

路易斯·布尔乔亚，《母亲》（Maman），1999年

但最终她意识到，只有艺术才是解药；她充满性别暗示的自传式艺术才是通向潜意识和心灵出口的通道。布尔乔亚的一生跨越了现代主义向当代艺术的过渡，尤其经历了抽象表现主义的黄金时期。但她却不曾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甚至表现出对正统艺术史不感兴趣，继续创作展现情感深度和家庭议题力量的作品。正是这种“打破禁忌”的行为展现了布尔乔亚的伟大之处；她被压抑的心灵最终以毫不妥协的姿态走完了一生。

薇薇安·苏特归来：

她潜入危地马拉的自然中作画，灾难之后这些绘画获得了新的生命

路易斯·布尔乔亚，图片来源：ft.com

80年代初期的巴塞尔，阿根廷-瑞士艺术家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在艺术界崭露头角。她在22岁时参加了第一个群展，并在24岁时就举行了艺术生涯的第一个个人展览。然而正当她的艺术事业准备全面腾飞时，苏特却选择离开艺术界的视野。“社交对于我的压力太大了”，苏特当时清晰地意识到，频繁的社交将会令她失去创作需要的内心的平静。于是她踏上旅途，最终来到危地马拉的丛林中并再此定居，时间一过就是30多年。

苏特在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Camden Arts Centre）举行的个展“薇薇安·苏特：丁丁的沙发”（Vivian Suter: Tin Tin’s Sofa）现场，图片来源：艺术家及格莱斯顿画廊

危地马拉的生活为苏特带来了平静，而经历了两场破坏性飓风则让苏特最终与自然和解，并由此开启全新的艺术创作方式。30多年后，艺术界“重新发现”了苏特，当时驱使她离开的原因又将她带回艺术界的中心。不过现在，无论外界多么喧嚣，苏特的内心的声音却前所未有地坚定。（撰文／Laura Xue）